1932年8月7日,暴雨中的松花江决堤,洪水涌入哈尔滨,淹没大量路段。
但这一天,对于被软禁在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的待产孕妇萧红来说,是被拯救的日子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趁着夜色,青年作家萧军租了一条船,用一条绳子将她从即将被卖入妓院的困局中解救了出来,暂时安顿到一个编辑朋友的家里。
那一年,他还不叫萧军,她也还不是萧红。
是这一场拯救,让他们各自成为了后来的自己。
此时的萧红,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命运的捉弄,等来了真正的爱情。
萧红生于1911年6月的黑龙江,本名张秀环,后又改过一次名字。但后世人记得的,只有萧红这个笔名。
萧红对于爱情还没产生明确概念的时候,就已经被父亲指定了一门婚事。那年她17岁,就读于区立第一女子中学(初中)。
此时距离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已有十余年,萧红的父亲虽然出身自清朝传统的地主乡绅家庭,有着严重的男尊女卑观念,但也稍微受到新思潮的影响。
两个时代互相冲突的思想观念并存于他的行事作风中:一方面让萧红从10岁起接受初级教育,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她,禁止她有任何逾越规矩的行为。
因此,天性热爱自由的萧红,与父亲总是矛盾重重,加上母亲的早逝,除了祖父之外,萧红很少在这个家庭中感受到亲人的温暖,更多的是轻视和压抑。
萧红起初并不太反对这场包办婚姻,但随着她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,眼界得以开阔。
萧红逐渐意识到,婚姻和学业,她只能二选其一,如果不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,她将陷入愚昧的泥潭。
1930年夏天,初中毕业的萧红,提出解除婚约继续求学的请求,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。
在她父亲眼中,家族的面子和自己的前途,远比女儿的命运重要。
祖父在一年前过世,同情她的姑姑和七婶在家里也根本说不上话。萧红环顾整个家族,得不到一点支持。
唯一支持萧红的声音,来自她的远房表哥陆哲舜。
正在北平上大学的陆哲舜,在书信里建议萧红去投奔他,两个人可以一起上学。
这一年萧红19岁,以求学为目标接受了陆哲舜的建议,离家出走到了北平,入读于北师大附中的高中部。
但喊出“反抗包办婚姻,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求学”口号的陆哲舜,目的并不单纯。他早已经有了妻室,却对萧红居心不良,萧红一到,他就以节省开支为由提出同居。
二人同居的消息很快传回两人的家族,引起家族长辈的极大愤怒,不再邮寄生活费,并且责令二人尽快回家。
失去经济支持的陆哲舜很快心生悔意,两个人的关系在拮据的日常生活中迅速崩裂。
于萧红而言,这段经历实在算不上爱情。萧红当时写给朋友的书信中,提到陆哲舜企图对她无礼,至少说明她对陆哲舜并无爱情。
与其说她仰慕陆哲舜,不如说她仰慕大学,仰慕文化知识。
那时的萧红还太天真,容易被口号之类的表象所蒙骗,而看不到表象下的别有用心。
萧红寒假里回家,遭到打骂和软禁,父亲希望她尽快完成和汪家的婚约。
仍旧一心求学的萧红,找准机会再次从家中逃出,独自一人来到北平。
出门时偷偷带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,这一次不仅家里不可能给她支持,连陆哲舜也彻底和她断了往来。
无依无靠的萧红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。
她明白靠自己的力量,确实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了。
绝境中,一个男人追到了北京,暂时解决了她的生存危机。这个人是萧红名义上的未婚夫,汪恩甲。
与很多人的臆想不同,萧红对汪恩甲,其实是有感情的。他们曾经通信两年,萧红在信中给他写过满怀期待的小诗,也给他织过毛衣。
萧红之所以迟迟不愿接受这段婚姻,最大的原因还是想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可现在,她的幻想破灭了。
心灰意冷的萧红随汪恩甲来到了哈尔滨,准备接受这场婚姻。
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,她连接受这场婚姻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
汪家震怒于萧红的离经叛道,认为她两次离家出走以及与表哥同居有伤风化,不配嫁入汪家,汪恩甲的大哥代弟弟解除了婚约。
萧红曾主动提出解除婚约,但她不能接受被对方“休掉”。
因为一旦接受,就等于同时接受了“有伤风化、品德败坏”的污名。
在庸人看来,或许觉得结果都一样。但在萧红看来,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,她有自己的坚持,虽然注定不被麻木的世人所理解,但她必须抗争。
萧红一怒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,却因为汪恩甲在法庭上做假证而败诉。
汪恩甲选择了维护家族的名誉,扔下了她。
萧红的命运,这一次败给了汪家的颜面。
萧红一家也因为这一场风波而遭受打击,在当地遭受指责唾骂。
萧红的父亲不得不举家搬迁到乡下,并且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在了萧红身上,对她进行长期软禁,她的大伯更是扬言要趁早勒死她,“免得她祸害家族”。
萧红连续遭受打击,在长期的软禁生活中,渐渐有了一丝思想上的萌芽,尽管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。
1931年10月,同情萧红遭遇的姑姑和七婶偷偷撬开窗户将她放出。
这是萧红第三次逃离家庭,也是最后一次。从此,她和家族斩断了所有联系,终其一生,都没有再返回过故乡。
萧红逃到了哈尔滨,囊中空空如也,脚下寸步难行,她没办法逃到更远的地方了。
天地之大,萧红却不知道该去向何方,不知道哪里才有自己的容身之处。
她能想到的唯一求助对象,居然是汪恩甲,她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
汪恩甲带着萧红住进了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,开始了同居生涯。
学业虽然无望,萧红却找到了另一条出路:文学。
她相信文字具有强大的力量,可以为改变这荒唐的世道提供巨大助力。
她想要借助纸笔,向大众表达出她的所见所思。
在这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里,萧红阅读了她能找到的每一本图书报刊,并且开始进行写作上的尝试。
可安稳的岁月,在萧红的生命中,是极度奢侈的。
同居约半年,萧红发现自己怀了身孕。
可汪家早已在得知二人同居时,就断绝了对汪恩甲的经济资助,两人只能靠赊账和借债勉强维持生活。
身怀六甲的萧红,不能不为腹中的孩子发愁:自己的家是回不去了,汪家又不可能接纳她。萧红只能寄希望于汪恩甲能为她撑起一小片天空。
然而她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。
随着萧红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,他们的债务也越欠越多。
汪恩甲对萧红说出门去筹钱,从此杳无音讯。
萧红明白过来,汪恩甲在她和自己的家族之间,又一次扔下了她。
留给萧红的,只有一个快要出生却不会有父亲的孩子,和一笔不可能还清的巨额债务。
这是1932年,炮火连天中,日军完成了对东北的侵占,三省人民,从此生活在日军铁蹄之下。
萧红从旅馆狭小的窗户中看到的,只有沉入深渊的未来。
旅馆老板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软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,想等她生完孩子后,把她卖给妓院,以抵偿债务。
无人可求的萧红,抱着最后的希望,向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写信求救。报馆也无法凑出这么一大笔钱来,他们能做的,只有给她提供一些的帮助。
这个任务,落在了青年作家萧军的身上。
萧军经常为她带去书籍和食物,渐渐地,两人熟悉起来,共同探讨文学及其他问题。
萧军对于萧红而言,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:他曾经从军,身上有一股军人的气魄,敢想敢做,敢做敢当;他又是个作家,思想比较先进,相比起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,更理解她一些;他们都有文学理想,既有共同目标,也有共同话题。
萧红初试文学就显露出来的才情,以及她屡次向命运抗争的勇气,也同样征服了萧军。
萧军试图将萧红解救出来,却一直没有机会,直到松花江决堤的消息传来。
萧军知道,机会来了。他趁洪水淹没旅馆的机会,租了一条船,趁乱将萧红救出。
这一年,萧红21岁。
如果将她短暂的生命分成两段,那她的前半生就随着东兴顺旅馆的淹没而埋葬起来。
她那充满苦难的前半生:被冰冷而暴戾的家庭伤害,被信任的人欺骗,被爱的人抛弃,被愚昧的世人唾骂,被视作异类,被当成物品……
她一次次逃亡,又一次次被困。她一次次看到希望,又一次次看到希望破灭。她一次次做出选择,又一次次悲哀地发现其实自己别无选择。
而这一切,终于随着这一场大水消失了。
萧红看着身边宽厚的肩膀,她相信自己等到了真正的爱情,他将为她遮风挡雨,他们会互相扶持,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一同追寻文学理想。
她相信,而已。
1942年初,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萧红对友人提起一个孩子:“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,大约这时候,她有八九岁了,长得很高了。”
十年前的秋天,哈尔滨妇女儿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,一名女婴正在哭泣。她饿,但她的母亲不愿意喂她,甚至不愿意看她,护士只能代为照顾。
几天前,临产的萧红被萧军送来医院。因为没钱支付医疗费用,萧军用刀威胁医生,让萧红在医院里生下了孩子。
萧红心中明白,她和萧军两人都只是无根之萍,在这样的世道下,根本养不活这个孩子。
她不敢看这个孩子。
医院看大门的老头来讨要,萧红同意了,等孩子被抱走,她就躲进被子里哭。
被人领养,这个孩子起码能活下来,有机会长大,她不敢舍不得。
萧红生产前,是借住在《国际协报》的一个编辑家里,但寄人篱下,不是长久之计。
出院后,萧红随萧军暂住在欧罗巴旅馆。他们总是挨饿、受冻,靠借债勉强维持有一顿没一顿的贫困生活。
萧军找到了一份给人做家庭武术教师的工作,可挣的钱实在太少了。
朋友让萧军卖稿赚钱,萧军反问一句,卖给谁?日军侵占了东北,他那些提倡抗日救亡的稿子能在哪里发表?
11月,旅馆再也住不下去,他们搬到商市街25号,租了一间屋子住下。
在这间小房子里,在饥饿和寒冷的双重折磨下,萧红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1933年4月,萧红以自己亲身经历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弃儿》发表,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,但萧红所独有的散文诗化的小说叙事风格已经初具雏形。
萧红随后又相继创作了多篇小说,渐渐地融入了东北作家的群体之中,和萧军一起参与左翼文化人士组织的活动。
在新城大街一个爬满牵牛花的院子里,萧红参与过赈灾捐款,共同成立过抗日演出剧团,但随着被日伪特务发现,不得不解散了。
剧团解散后,萧红与萧军继续为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而努力,终于在朋友们的支持下,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《跋涉》,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日伪政权对东北暗无天日的统治。
这本书的出版,既在东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也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。
在书籍出版后的半年多时间里,萧红多次被人盯梢。同一段时间,好几个曾一起组织文艺活动的左翼人士相继被捕。
萧红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,她不得不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。
1934年6月,萧红与萧军秘密逃离哈尔滨,经大连乘船逃到青岛,在朋友的帮助下暂时安顿下来。由于《跋涉》一书的成功,萧军经推荐得到了报纸主编的工作,他们总算摆脱了极端的穷困。
在暂时的安全环境里,萧红完成了注定要流传后世的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。
但对于萧红而言,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,是与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。
10月中旬,鲁迅的亲笔回信来到了萧红手中。鲁迅在信中鼓励他们创作有斗争性的文学,还表达出愿意对他们提供支持。
这时青岛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恶化,萧红与萧军迅速前往上海,通过内山书店与鲁迅取得联系。
通过几次书信的往来,鲁迅决定接见这两个青年作家。
1934年11月30号下午2点,萧红与萧军按时来到了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,没想到鲁迅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他们两人很紧张,但很快在鲁迅随和的谈话中放松下来。
萧红与萧军讲述了一路逃亡的经历,又描述了东北的现状,鲁迅静静地听着。
这时候的鲁迅,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,他受病痛折磨,又要强打精神进行长期论战,面容看去十分憔悴,眼神却很明亮。
这次会面后不久,鲁迅设了一场酒宴,邀请了茅盾、聂绀弩等著名左翼作家。
这场酒宴上,鲁迅正式把萧红与萧军介绍给了上海文学界。
有了鲁迅的引路,萧红的作品陆续得到发表,此前已经写好的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,也由鲁迅推荐给了当时的生活书店(即后来三联书店的雏形之一)。
生活书店决定出版《生死场》,但书稿在送往书稿检察机关审批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,等了半年,才等来一句“不宜出版”。
这个结果让萧红大受打击。
这一次,又是鲁迅帮了忙。在鲁迅的组织下,1935年12月,《生死场》与萧军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,以一个并不存在的机构名称自费出版了。
为了安全,他们各自取了一个新的笔名,分别是“萧红”和“萧军”。
因为有鲁迅亲自作序,这两本书很快在上海文坛引发了巨大轰动,茅盾、巴金等人纷纷给出极高的评价。
萧红终于成为了萧红。
此间数年,萧红在文学创作上飞速成功,在感情上却又一次体会到了挫败。
早在哈尔滨时,萧红就发现萧军经常与一个姓陈的年轻女孩接触,并且发展为情人关系。
萧红找萧军大吵过,但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并没有反省,他一直与情人保持联系,反过来指责萧红不够大度。
面对萧军在爱情上的背叛,萧红的内心十分痛苦,毕竟她爱萧军爱得太深。
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出版后,成了上海文坛的名人。
但萧红同样的成功,让他感到不舒服,在他看来,女人应该依附于男人,萧红应该附庸于萧军。
在两人不厌其烦的争吵中,性格暴躁的萧军开始动手殴打萧红,这让萧红感到心碎。
1936年7月,萧红决定暂时东渡日本,希望空间上的距离能够缓解二人之间的矛盾。
临行前,鲁迅在家中设宴为萧红饯行,事无巨细地给萧红讲解到日本后的注意事项。此时的鲁迅身体已经一天比一天虚弱,终日遭受肺病和肋膜炎的折磨。
孤身在日本的萧红,内心平静了下来,几个月的时间里,她给萧军写了四十多封信。其中一封信里,她写道:“自由和舒适,平静和安闲,经济一点也不压迫,这真是黄金时代。”
但紧接着,她又写下一句:“是在笼子里过的。”
但此时的萧军,竟然又和一个有妇之夫谈起了恋爱,还使对方怀上了孩子。
萧军再次出轨的消息没有传到萧红耳中,倒是鲁迅的死讯很快抵达了大洋彼岸。
1936年10月19日,鲁迅病逝。这个消息仅一天就传到了日本,被刊登在日本的报纸上。萧红看到日本人的报纸时,疑心是不是消息有误,但很快她又看到了中国的报纸。
萧红在文学上将鲁迅视为老师和伯乐,在情感上将鲁迅视为祖父,面对这样的噩耗,她只能哭了又哭,一天接着一天地哭。
1937年初,萧红回到上海。第一件事,是去祭奠鲁迅先生。第二件事,是给萧军善后。
接连的打击中,萧红只有把精力完全用在整理鲁迅遗作上。她接连写下多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,又参与了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的编辑整理工作。
工作勉强告一段落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国军又在淞沪会战中失利,上海沦陷在即。
萧红,又一次开始了流亡。
1937年9月,撤往武汉的萧军与萧红,结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。
几个月后,他们受民族大学副校长的邀请,前往山西临汾任教。任教仅一个月,随着局势紧张,他们又撤往陕西。
这段期间,萧军又去追求同行的女作家丁玲。
萧红彻底死心了。在延安,萧红向萧军提出了分手。
她终于告别了这个拯救过她,也毁灭过她的男人。
1938年4月,萧红和端木蕻良改变了原定路线,又回到了武汉。
5月,武昌大同饭店里,萧红终于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婚礼,如果不是她正怀着萧军的孩子,这一切看上去就完美了。
婚礼上,萧红说她与端木蕻良没有浪漫的爱情,“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。没有争吵、没有打闹、没有不忠、没有讥笑,有的只是互相谅解、爱护、体贴。”
她终于不再对爱情抱以太好的期望了。
端木蕻良不像萧军那样蛮横霸道、三心二意,他温柔细腻,却也生性怯懦。
如果是在和平年代,他们会过上安稳的日子,可眼下,中华大地无处不是硝烟和战火。
武汉的局势紧张起来,他们计划撤往重庆,可船票只有一张。萧红让端木蕻良先走,她自己留下来另想办法。
端木蕻良竟然就真的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先走了。
直到9月,萧红在经历多次轰炸后,才终于弄到一张船票,独自乘船十来天抵达重庆。
在重庆江津,萧红产下了第二个孩子,三天后,孩子便夭折了。
1940年初,重庆频繁遭受轰炸,萧红与端木乘飞机前往香港。
在香港,萧红开始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,也迎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程。
检查出肺结核的萧红,终于不再逃亡。这一次,她要和死神赛跑。
萧红不再关注创作之外的任何事情。她回顾自己的一生,发现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,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”。
她发出感叹: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羽翼是稀薄的,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。”
她曾长期被视作左翼作家,但她知道那不是完整的自己。
她的文学要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”,她要为处于弱势群体女人、儿童、老人发声,她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到了阶级斗争之外。
萧红经过这一生波折,等来了平权主义的自我觉醒。
1940年底,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
1941年初,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第一部。
1941年7月,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小城三月》。
1941年底,《马伯乐》第二部因萧红病重而暂停连载。
不久,太平洋战争爆发,香港卷入战火,不久沦陷。
此时的萧红,生命之火即将熄灭,又被庸医误诊切开了喉咙,不能饮食,也不能说话。
萧红人生的最后一段路,是在医院与医院之间走完的,她不停地被转移到日军尚未控制的区域,最终死于一家临时医院。
此时守在萧红身边的,是她的朋友骆宾基,而非丈夫端木蕻良。
端木又一次独自撤离了。
萧红死前曾恢复过一次精神,她用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的文字: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,留下那半部《红楼》给别人写了……半生尽遭白眼冷遇,身先死,不甘,不甘。”
萧红死后,骨灰一半被埋在浅水湾的山坡上,一半被埋在一所女校的土崖中。
这一年,萧红31岁。
她的后半生一直在流亡,从哈尔滨到青岛,从青岛到上海,从上海到武汉,从武汉到重庆,从重庆到香港。战火一直追赶着她。
她曾经从现实的洪水中逃了出来,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逃脱时代的洪流。
她曾经短暂地体会到爱情的甜蜜,却长久地受到背叛的折磨。
她的起点在一片黑暗之中,经过一路泥泞,一路挣扎,以笔做杖,走到了阳光之下,爬到了山峰之上,终于眺望到了未来。
可惜,她没有时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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